摄影集《中国民工：何去何从》的封面。
By Ling Woo Liu
Monday, Nov. 16, 2009
申鹏/译
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了。中国曾经一度沉寂，并且与整个世界完全隔绝，而且社会被战争和运动破坏得千疮百孔。不过，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，有世界上用户数量最大的手机市场，到今年底，中国还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。
但在这些显赫的数字背后，是无数煤矿工人的艰辛，是流水线上装配工人的劳作，是中国农村无数打工群体忍泪挥别子女踏上寻工路程的无奈。但这一切，在辉煌的经济数据面前，常常被人忽视。
2002年，常驻东京的瑞士摄影师Andreas Seibert开始把目光对准中国的130000000名农民工，是他们的努力，造就了中国经济运转的发动机。从2002年到2008年，Andreas Seibert跋涉了中国的十几个省市，拍下了那些从事建筑工作的民工、女服务员、清洁工以及其他人群，其中有的人因为身处危险的工作环境，或者碰到了无赖的老板，生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。
Andreas Seibert创作的摄影作品的魅力在于，有些摄影作品经过了长时间的拍摄。比如，他曾经跟着一个太阳能设备厂家的工人朱先生（Zhu），从广州的工厂，历经35个小时到达朱先生的老家四川省。
Andreas Seibert的摄影作品选集在2008年出版了，书名叫《中国民工：何去何从》（From Somewhere to Nowhere: China's Internal Migrants）。在拍摄采访过程中，Andreas Seibert发现中国的民工虽然在城市可以赚到更多的薪水，但付出的更多，得到的工资远远不比他们付出的多。
Andreas Seibert说：“这些中国民工看电视，看来自全世界的画面，但他们永远无法成为电视里的一部分。这很容易造成不安的局面。”这也算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东西吧。
原文链接：http://www.time.com/time/magazine/article/0,9171,1934872,00.html
以下是书中的一些图片：
60岁的老李和63岁的老陈来自安徽农村，在上海浦东的一块建筑工地上工作。他们身后是中国的最高建筑——88层的金茂和101层的环球金融中心
两位打工妹站在夜晚的深圳街头。
广州南部，空荡荡的旅馆房间里。挂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画像之间电视机在孤单的播放着娱乐节目。
处于广州市中心的大型纺织市场，捆捆布料被汽车、摩托、拖车和人力搬来运去。一个小小的交通事故发生在喧嚣的街头，焦躁的情绪顺着嘈杂迅速蔓延。
一位背负着沉重包裹的打工妇女。来自农村的打工者往往从事着低薪水和低技能需求的工作。
穿越珠江三角洲就像穿越一个废弃的土地。有时你会觉得整个地区就像一个巨大无比的建筑工地。
年轻女工门在昏暗的灯光下雕琢珠宝首饰。老板非常自豪的向我展示自己的车间，工厂的业务发展十分稳定，他很满足。为他工作的女工们睡在简单阴暗的房间里。
有时候，打工者所有的只是一张床。
老郭近几年挣了一些钱，想回湖南老家的村子里。他是广州凤凰城建筑工地的工头，在小房间里他和妻子睡在一张床上，还有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。我问他是不是愿意在自己帮助建起来的这些房子中居住，他有些不自信的看了我一小会，然后笑着说当然他愿意，但是他永远都买不起。小房间中有点冷，隔壁的噪音透过墙壁从外面传来。
这个房子即将被拆掉。目前为止一些湖北的民工还住在里面。
他们常常聚在一起度过稀少的空闲时间。
高速公路建筑工地上供工人居住的临时板房。
周先生常帮他老婆做些针线活以便赚些外快。他们的孩子在母亲的腿上睡着了。
春节，买不到票的打工者们还在广州火车站继续排队等待。广场上的大屏幕放映着过年的节目，屏幕变化着的光线沐浴着每一个人。
火车即将开车前。这个小伙比较幸运的抢到了一个位子，他旁边的窗子是为数不多还没有损坏的窗子之一，还可以打开。
百万计的打工者都是从这里开始他们返乡的旅途。突然间车站变得冷清，留下来的是地面上的狼藉。终于，这已经是新年的夜晚。
民工周先生自己的家中也十分简陋，很少的电器，以及一张床、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。这个屋子里也挂着一张毛主席的画像。
74岁的陈奶奶在家照看她5岁的孙子。孩子父母都去城里打工了。
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，全世界污染最重的20座城市，有16座在我国，重庆是其中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。每年，大气和环境污染导致了数千的死亡以及数万计的慢性支气管炎。
“安全”标语下一些矿工正在晒太阳，他们即将深入地下300米去采煤。煤矿的私有化常导致利益放在了安全之上。
大同的老城区，被旋转的薄雾和煤烟尘粒包裹着。
一对疲惫的打工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刚到达广州。
某天晚上在一座清真寺外面我遇到了一对父子，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刚到广州。孩子的母亲已经世了，他自己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视力，他希望能在这座城市里找寻更好的未来。
来源：美国《时代》杂志
